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3年度最新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情况(五篇),供大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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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情况篇一
目前，民间纠纷的主体更多地由公民与公民之间，向公民与经济组织之间、公民与基层政府管理部门之间扩展；
民间纠纷的内容也由家庭成员内部之间的婚姻、继承纠纷或邻里之间简单的侵权、债务纠纷，发展为合伙投资纠纷、职工与企业之间的劳资纠纷、安全事故纠纷、城市建设噪声扰民纠纷、物业管理纠纷、拆迁征地纠纷、村务纠纷等等，这些纠纷在总体上呈现出非对抗性质的矛盾纠纷。
随着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不同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盘根错节，矛盾纠纷日趋错综复杂；
不同类型和性质的纠纷矛盾冲突表现的形式和外在激烈程度也不一样，因此化解这些不同类型的矛盾纠纷的手段和方式也必然有所差异。经过长期的实践，我国逐步形成了包括诉讼、仲裁、行政处理、调解等涵盖各种纠纷解决方式在内的一整套完整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在该机制中，各种纠纷解决方式首先可以各自独立运行，而且在功能和体系上可以互补衔接，形成动态的程序体系和运作调整系统，得以满足不同性质、类型和主体之间的矛盾纠纷。由于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过程中，利益多元化及冲突的复杂性更为明显，由此决定了社会对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迫切要求。
我国民间纠纷解决机制以“仲裁”和“调解”为主要组成部分，民间纠纷解决机制因其具有灵活性的优势得到了民众的认同，但因其不确定性又使其不能适应现代社会规范性的要求。为了克服民间纠纷解决方式的缺陷，充分发挥其优势，经过近年来的逐步探索，我国有针对性地把民间纠纷解决方式纳入了法律规范化的轨道，目前已基本实现与诉讼的良好衔接。
2009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对各类调解和仲裁与诉讼的衔接进行了规范，允许当事人申请确认和执行调解协议，克服了调解协议不能直接作为执行依据的不足，进一步推动了调解在民事纠纷解决方面发挥作用。2011年1月，《人民调解法》实施，该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次从法律层面上明确了人民调解与诉讼的衔接。2011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若干规定》，该规定进一步明确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申请确认和执行人民调解协议的程序依据，从而实现了人民调解与诉讼在技术层面的衔接。
面对日益增多的繁复的社会矛盾和由此产生的化解需求，司法机关对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探索从未停止。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印发《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明确指出要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支持下，建立健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并进一步完善多元纠纷解决方式之间的协调机制。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进一步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的若干意见》的司法解释，对完善调解工作制度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在民事审判领域，多元化纠纷解决主要体现为“调解优先、调判结合”；
在刑事司法领域，则表现为“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提出和贯彻。贯彻执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要求刑事审判中也必须重视社会矛盾的化解，发挥司法能动作用，各地司法机关结合自身实际开展社会矛盾化解机制探索，比如尝试刑事和解制度、引入社区矫正等。
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尚不完整、系统。虽然近年来《人民调解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实施了一系列司法解释，人民调解与诉讼的衔接在法律层面已经没有问题，但人民调解、仲裁等民间纠纷解决方式与诉讼方式在化解矛盾纠纷时具体的分工和作用的领域仍不清晰，存在着程序设计和职能替代上的重复，导致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在化解社会矛盾中的作用未能得到充分的发挥。比如，医疗事故纠纷解决中既有医学会的医疗事故鉴定又可以在诉讼过程中进行司法鉴定，在当事人之间认为造成了医疗事故鉴定和司法鉴定的冲突和不信任；
劳动争议案件的处理首先是要进行劳动争议的仲裁，不服仲裁后还可以继续向法院起诉，造成了仲裁和诉讼的重复。法律程序设计上的不完善是造成近年来医患矛盾、劳资纠纷等社会矛盾难以化解的重要原因。
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要实现的社会目标尚不够清晰。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探索应当以“为民”、“人本”理念为基础，以能否体现人民根本利益、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作为优劣判断的重要标准。在司法与政治关系密切的背景下，实践中很难界定何为司法应当追求的社会目标，何为政治应该实现的价值。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正确理解“为人民服务、为大局服务”的精髓、深刻领会司法人文关怀和司法社会矛盾化解功能的内涵，否则就会对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在化解社会矛盾中的作用产生消极影响。
灵活调解与依法调解之间的冲突依然未得到很好的平衡。注重灵活性、不拘泥于法律法规是人民调解的独有优势，而依法调解是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基本原则，如何平衡好“灵活”与“依法”之间的关系依然是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的课题。同时，因为必要的上位法依据缺失，地方司法机关进行的某些探索是否突破了现有法律仍存在不少的质疑。比如，各地法院开展的委托调解在《民事诉讼法》、刑事和解《刑事诉讼法》中都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 地方司法机关实践中各自为政造成司法不统一。近年来，各地司法机关积极发挥司法能动性，在化解矛盾纠纷时，对纠纷化解方式尝试了多种多样的探索。各地司法机关的实践经验值得肯定，但也应当注意由此带来的对司法制度统一性的冲击。以刑事和解为例，有的法院主张只要当事人之间达成和解、被告人真诚悔罪，即使是故意杀人案件，也可以适用刑事和解；
而有的法院则认为只能在轻微刑事案件中适用刑事和解。这种情形对司法制度的统一性产生了消极影响，对司法机关在社会矛盾纠纷的化解过程中起到了负面作用，终将不利于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
坚持以法治为轴心，完善相关立法。笔者建议在《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修订时，在原则部分加入符合“为民”、“人本”理念的规定。一方面，在《刑事诉讼法》明确引入成熟的、正确可行的矛盾纠纷解决方式；
另一方面，各地法院要充分发挥司法能动性，主动依法化解当地社会矛盾纠纷，做到既合法理又兼顾情理。
强化和发挥各种调解方式的功能和作用。对现有的诉讼调解、行政调解、仲裁调解、人民调解与行业调解进行合理的分类分工，实现各种调解方式之间的有机过渡和衔接，同时在调解过程中，既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处理，但也必须要坚持依法调解的原则不动摇。笔者建议，建立由政法委综治办、人民法院、行政机关、人民调解组织等单位参加的社会矛盾纠纷化解联席会议机制，针对社会矛盾纠纷的可变性、动态性、复杂性的特点，互通信息、通报案件、分析探讨，使各相关部门能够及时掌握矛盾纠纷调处情况，增强对未来事态发展的预见性，以便有利于采取有效的矛盾疏导和防范措施。
集中优势司法资源，群策群力，不断推进涉法涉诉信访案件的有效解决。当前我国的信访案件中，涉法涉诉案件占有较大比例，这部分案件的有效化解，无疑是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功能实现的重要体现。要提前预防信访苗头，及时化解当事人积累的怨气，不断完善信访工作责任制度，搭建形式多样的沟通平台，把人民群众利益诉求的表达和解决纳入法制化轨道。
完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建立健全社会矛盾纠纷情报信息网络。完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畅通人民群众利益诉求的表达通道，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与建议，并将意见建议的办理情况纳入政务督查范畴，及时催办督办并定期通报。建立健全社会矛盾纠纷信息的收集、报送和分析反馈机制，积极开展社会矛盾纠纷排查分析治理，及时、全面、准确地掌握社会矛盾纠纷解决的发展动向，对各类动态信息进行汇总梳理，及时分析预测并作出快速反应和处置，及时向党委、政府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为领导科学决策、有效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提供参考依据。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情况篇二
为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把非诉讼解决机制挺在前面”的要求，综合运用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律师调解等多种手段，构建非诉讼多元化解综合体系，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现根据《民事诉讼法》《人民调解法》等法律法规以及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意见》、兴化市委政法委、市司法局《兴化市非诉讼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工作实施方案》等文件精神，对建立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和中央政法工作会议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创新社会治理模式，积极拓宽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途径，突出源头治理、预防为主，强化多方参与、联调联动，整合各种非诉讼矛盾纠纷化解工作职能和资源，构建协调联动、信息共享、优势互补的非诉讼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综合平台，努力将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在萌芽状态，实现化解效率最大化，不断提升矛盾纠纷非诉讼化解工作的群众知晓率首选率和满意度。
弘扬戴南精神，围绕在全市争第一的目标，高起点规划、高要求落实、高标准推进非诉讼服务中心建设。发挥诉与非诉多元化解纠纷优势，聚合行政机关、专门机构、社会组织、民间人士等资源力量构建覆盖镇、村两级的工作网络，整合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律师调解等职能，完善诉调、公调、检调、访调、援调对接机制，建立全面覆盖民事、商事、行政等领域的线上线下非诉讼纠纷化解综合平台，合理配置纠纷非诉讼化解资源，强化非诉讼纠纷化解方式之间的有机衔接、联调联动，丰富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体系，有效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统一标准的要求，依托镇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网格化社会治理中心）、村（居）网格化社会治理中心设立“非诉讼服务中心”，作为非诉讼案件一站式受理平台；
有效整合司法、综治、信访各项非诉讼纠纷化解职能，根据当事人法律服务要求，明确非诉讼化解受理范围，并进行分流、指派、化解，实现“前台统一受理，后台分流转办”。
（一）镇级实体平台:
1．镇非诉讼服务中心设立在镇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网格化社会治理中心）。设置受理登记、引导分流、调解处置、协调督办等四个岗位。非诉讼服务中心工作流程图、岗位职责、工作制度、工作人员信息上墙。主要受理、化解本辖区内的矛盾纠纷，指导村（居）人民调解组织，通过非诉讼纠纷化解工作宣传法律和政策等，及时向上级汇报纠纷化解情况；
做好纠纷预警工作，及时排查各类矛盾纠纷。结合村（居）级平台上报情况，掌握辖区内不稳定因素，防止矛盾激化，并及时报告重大不稳定因素。
2．村（居）非诉讼服务站依托村（居）网格化社会治理中心设立窗口。主要受理本村（居）民间纠纷，结合网格化管理，定期对本村（居）内的矛盾纠纷进行排査，掌握了解社情动态，并对排查出的矛盾纠纷及时化解处置。针对本村（居）多发、易发纠纷，针对性地开展普法教育与宣传。
3．网络平台：依托司法行政一体化智能平台和社会治理网络，为载体，融合法润民生微信群、调解微信群、调解小助手等多个线上渠道，建立非诉讼纠纷化解案件网上受理平台。方便群众在线查询、预约、办理非诉讼纠纷化解事项。
4．热线平台：与市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平台有效衔接，实现数据、信息即时录入、一体汇总、统筹办理，按照“属地管理”“谁主管、谁负责”原则，通过分流中心网络系统转送相关承办单位。建立纠纷案件接案建档、咨询告知、分流指导、办理工单等制度，确保群众纠纷化解诉求接诉即办。
（二）非诉讼纠纷化解工作程序
1.接案立案程序
坚持统一接案，整合各类实体、网络、热线“三位一体”的矛盾纠纷受理平台，对单位、企业、个人申请调解或者人民法院商请调解的各类矛盾纠纷，实行统一的立案程序和接收手续，确保所有案件应立尽立。
2.研判分流程序
根据案件类型、性质、诉求和涉案主体，依法依规分析明确案件管理层级、主管部门、责任单位。进行案件分流，平台能够直接办理的当场受理，不能办理的，按“属地管理”和“谁主管，谁负责”原则依法引导办理。建立一次性告知受理制度，制定非诉讼纠纷化解服务项目清单，为当事人提供纠纷化解途径、化解方法、法律知识、政策支持等方面的解释和指导。
3.调解前置程序
对适宜通过调解化解纠纷的案件，经当事人同意后，依纠纷性质类型，由平台委派人民调解组织进行调解。当事人拒绝调解的，可以引导其另行提起诉讼。
4.动态调整程序
根据纠纷化解具体情况，分析纠纷发生发展趋势，动态调整最佳非诉讼化解方式，及时为当事人提供全业务、全流程的指导和帮助。终结非诉讼化解程序之前，应当经过协调督办岗位的综合研判，方可引导当事人选择其他法定途径单位。
（三）非诉讼纠纷化解工作制度
1.矛盾预防排查化解机制
坚持矛盾纠纷定期排查，聚焦重点人群、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重点时段，按照村（居）每周，镇、行业每半月的要求，开展“滚动式、拉网式”矛盾纠纷排查，确保不留死角。对排查出的矛盾纠纷和隐患，逐一登记建档，及时处置分流、预警报告，真正做到矛盾纠纷底数清、情况明、处置快。
2.非诉讼纠纷化解服务清单制度
根据群众纠纷化解服务需求，围绕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律师调解建立非诉讼化解基本项目清单，对办事涉及的事项名称、法律依据、办理层级、办理主体、条件流程、证件材料等基本要素予以统一规范，规范表格、填写说明和示范文本，推动实现同一事项无差别受理、办理流程和评价标准统一。
3.一次性告知制度
根据服务清单，准确告知并引导当事人自愿选择非诉讼纠纷化解方式来解矫纠纷，明确非诉讼纠纷化解程序，阐明非诉讼化解机制相对诉讼解决的优越性，引导其作出合理选择。充分尊重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愿和诉讼权利，不得强迫当事人接受非诉讼方式和调解结果。对非诉讼方式化解纠纷不成功的，应当及时告知当事人选择包括诉讼在内的其它法定的纠纷化解途径。
4.机构人员名册制度
建立非诉讼纠纷化解组织机构和调解员名册，并向社会公布。根据非诉讼纠纷化解类别，将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律师调解等调解组织纳入非诉讼纠纷化解组织机构名册。建立健全调解员选任工作制度，按照公平、公正原则选取专业素养高、道德品行良好的人员作为调解员，同时吸纳乡贤、法律工作者等充实人员名册，便于引导当事人选择合适的非诉讼纠纷化解机构、组织或人员化解纠纷。
5.纠纷多元化解程序衔接制度
动员当事人将非诉讼方式作为化解纠纷的首选，按照最方便、最快捷和保障当事人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引导当事人选择适宜途径解决纠纷。梳理好非诉讼化解纠纷各途径之间的程序衔接，穷尽非诉讼手段后仍然无法化解纠纷的，引导其通过包括诉讼在内的其他法定途径解决纠纷。
6.纠纷综合调处的联动协调机制
强化纠纷化解相关部门的衔接配合，积极对接相关行业协会或者主管部门，构建协调合作机制，参与化解重点领域、重点行业社会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进一步完善纠纷化解多部门协调联动机制，确保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规范化、制度化、长效化。完善委托调解、督促履行、司法确认、信息反馈等衔接制度，确保诉调、纪调、公调、检调、访调、援调等对接机制高效运转。
7.纠纷案件分层化解机制
镇平台集中力量化解重大和一般纠纷，村（居）平台重点化解简易纠纷。进一步细化村（居）网格单元，明确网格责任主体，健全和完善网格内纠纷信息采集、报送处理的基本程序和要求。基层网格建立相关数据库，加强各单元的实时沟通和信息共享，确保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的时效性，实现简易纠纷边发现、边化解，纠纷信息苗头处置在早、处置在小，不扩大、不上交，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
8.司法确认程序制度
经行政机关、人民调解组织或其他具有调解职能的组织调解达成的具有给付内容的民事合同性质的协议，当事人可以向调解组织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依法申请确认其效力。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协议，对方当事人可以向兴化市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9.矛盾纠纷预警硏判制度
建立健全定期与不定期、综合研判与重点研判相结合的矛盾纠纷分析研判机制。非诉讼纠纷化解各平台和相关责任单位、组织机构要坚持定期召开矛盾纠纷分析研判会议，研究分析本辖区、本行业、本领域矛盾纠纷形势，解决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提出工作对策和意见，并及时报告镇非诉讼服务中心，为镇党委政府提供决策参考。
（一）建立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根据市《实施方案》的工作要求，明确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的工作职责，明确任务，分步实施。
（二）制定完善戴南镇具体工作方案或实施意见。根据市《实施方案》，结合戴南镇实情，突出重点，进一步细化工作任务和措施，形成操作性强、时序进度明确的工作方案或实施意见。
（三）成立非诉讼服务中心。依托镇公共法律服务中心（镇网格化社会治理中心）成立，中心主任由司法所所长担任，明确非诉讼服务中心的工作职责、岗位设置、工作流程等。
（四）为非诉讼服务中心提供相对独立的办公场所。在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开辟专区作为非诉讼服务中心的办公场所，设置各种醒目标志，公示服务内容、服务方式、服务流程、服务要求、服务人员等内容。
（五）建立完善非诉讼服务工作机制。积极主动，定期与相关职能部门沟通协调，不断完善联席会议、工作对接、分析研判、会商会办、信息共享、考核评价等系列工作机制，形成工作合力。
（六）组织开展非诉讼服务工作宣传活动。充分运用报刊、广播电视、微博、微信等媒介，采取多种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特别是要发挥12348法律服务队、“一村（居）一顾问”以及“法润民生群”等的作用，向群众广泛宣传非诉讼服务的七种形式以及服务优势，让利用非诉讼方法化解矛盾纠纷的观念深入人心，形成习惯。
（七）组织开展非诉讼服务专题业务培训工作。聘请熟悉非诉讼服务的专业人员，重点对非诉讼服务中心、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矛盾调解处理中心工作人员开展全员培训，让他们熟悉业务属性、业务范围、业务流程等专业知识，便于为群众提供高效、便捷的服务。
（八）实体化运作阶段。要进一步加快工作节奏，健全制度机制，在前期工作基础上，推动非诉讼纠纷解决综合平台进行实体化运作。
（一）加强组织领导
为切实将习近平总书记“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到实处，综合运用多种手段构建非诉讼多元化解综合体系，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经研究，决定成立戴南镇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党委书记、镇长担任，副组长由政法书记、政法委员担任，成员包括司法、综治、信访、公安分局、法庭、检察室各职能部门负责人，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司法所，办公室主任由司法所所长兼任。具体负责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相关工作开展，研究解决在该项工作开展过程中的重要事项和突出问题，完成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注重宣传引导
加大非诉讼纠纷化解机制的宣传推介力度，充分运用传统媒体和互联网、微信公众号等新兴媒体，向广大群众宣传通过非诉讼化解机制方便、快捷、高效的特点，引导群众将非诉讼方式作为纠纷化解的首选。
（三）突出队伍建设
加强非诉讼纠纷化解队伍建设，配齐配强人员。精心挑选业务能力强、法律素养高、善于做纠纷化解工作的人员充实进队伍。加大非诉讼纠纷化解业务指导，组织开展非诉讼纠纷化解队伍定期培训，通过集中辅导、案例评析、旁听陪审等多种方式、多种维度，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实用性，提升非诉讼纠纷化解专业化水平。
（四）强化经费保障
财政部门要加大对非诉讼纠纷化解机制建设的保障力度，将线上平台开发维护、线下平台运行的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积极探索以政府购买服务为主和社会公益相结合的方式，提升非诉讼纠纷化解工作的保障能力。
（五）完善考核督查
将非诉讼纠纷化解机制建设工作纳入年度考核内容，明确非诉讼纠纷化解工作的指标体系。对非诉讼纠纷化解工作成绩突出的要及时给予表彰奖励，对参与非诉讼纠纷化解工作不力、贻误处置时机或者工作粗暴、激化矛盾并造成恶劣影响的，严肃问责，不断提升非诉讼纠纷化解机制建设的成效。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情况篇三
按照《仪陇县多元化解宣传周工作方案》文件精神，今年是我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年，也是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依法治县的关键之年。我乡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以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县政法工作会议精神为指导，以确保政权安全、制度安全为核心，以化解矛盾纠纷、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建立有机衔接、协调联动、高效便捷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扭住源头预防化解，突出矛盾攻坚破难，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保障全乡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一)整合组织资源。加强统筹协调，整合组织力量，组建调处队伍。整合乡、村、村民小组人力资源，组建一支组织严密、经验丰富、结构合理、布局广泛、代表性强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调处队伍。在乡建立大调解领导小组，健全完善综治维稳工作中心暨“大调解”协调中心，负责日常工作。同时，明晰各方责任，完善主动排查发现矛盾纠纷长效机制。
(二)整合人才资源。一是实行人员分类。把矛盾纠纷调解队伍划分为综合性人员(政府机关干部)、专门工作人员(乡大调解中心业务骨干)、联系村人员(驻村干部)、基层干部和群众(村两委、调委会人员)四类。在化解矛盾纠纷时，整合这四类人才资源，明确涉及区域的1-2名人员牵头，其余人员协同配合。二是选配专业人员。打破身份界限，选配有特长的人员参与化解矛盾纠纷，发挥调解人员的专业特长。将综治办、司法所、国土所等站所负责人纳入其中，既实现了人岗相宜，又实现了专业力量与群众力量的有机整合，使人力资源得到了充分利用，变政府部门“单兵作战”为专业力量与群众工作队伍的“协同作战”。同时，充分发挥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人民调解的作用，强化调解工作的依法性，增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的协同性。
(三)整合社会资源。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和群众代表在矛盾纠纷调处中的参与作用，吸收各类社会组织的代表以及在当地德高望重、人缘关系好、善于做群众工作、乐于参与基层治理的调解志愿者为工作组骨干成员，形成有效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干群结合的强大合力。
(一)建立排查发现机制。一是建立信息收集、研判预警工作机制。明确信息联络员和责任领导，通过群众与联络员的对接、联络员与责任领导的对接，形成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以基层政权组织为基础，以调解组织为龙头，以基层干部为骨干，以群众队伍为依托的信息网络，使信息触角延伸到社会各个角落，各个层面，从而及时有效收集掌控、研判预警各类矛盾纠纷。二是建立信息动态监控工作机制。充分发挥信息网络作用，加强对社会面、重点人员、重点领域、重点项目建设等矛盾纠纷的排查监控，动态监控矛盾纠纷信息，提升动态掌控和及时有效化解处置矛盾纠纷的能力。
(二)健全矛盾纠纷综合研判机制。建立矛盾纠纷“大调解”协调中心，让人民调解委员会等组织参与，定期综合研判与重点研判相结合的矛盾纠纷常态研判工作机制。板桥乡每月一次、下辖各村每周一次定期研判各类矛盾纠纷，全面收集、汇总、梳理各类矛盾纠纷动态信息，准确掌握客观情况，分析研判趋势动向，提出有预见性、指导性、实效性预防化解矛盾纠纷的措施意见。
(一)建立快速反应机制。对突发性矛盾纠纷，同级调处组织人员要在15分钟内赶赴现场，开展调处化解等工作，并及时报告相关领导。在调处化解工作中，做到人员集结迅速到位、问题症结分析准确、事件动态及时掌握，形成“快速反应、协调联动”的工作模式。
(二)建立联动调解机制。一是协调联动，形成合力。乡调委会与各村调委会密切配合、协调沟通，联动发力、共同出击，集中力量调处各类矛盾纠纷。二是依法处理，规范调解。坚守依法调解底线，进一步规范调解流程、调解台账和调解协议。对法律明确不能调解的案件、当事人不愿调解的纠纷，积极引导其走其他合法渠道解决，切实维护法律权威，摒弃“摆平就是水平”的错误认识和做法，防止出现违法乱调和随意“滥调”、“空调”行为。三是以人为本、疏导为主。坚持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于化解工作的全过程，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手段和教育、协商、调解等方法，沉下身子，与群众面对面交谈，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方法表达诉求，解决问题，防止矛盾激化和事态扩大。
强化“目标责任”意识，实行“一岗双责”，层层压实责任，将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纳入综治工作目标考核，严格考核奖惩。凡因履职不到位，重大矛盾隐患未能及时发现或者发现后未按规定及时报送情况、未能及时开展调处工作从而引发重大群体性事件、重大公共安全事件或者“民转刑”重特大命案等严重后果的，依规依纪依法追究其责任。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情况篇四
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是保障群众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必然要求，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深化平安华容建设的重要内容。当前，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由各种利益纠纷引发的社会矛盾成为影响社会安定的突出问题，需要通过各种纠纷解决方式予以化解。为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现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1、指导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绕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探索新形势下预防化解矛盾纠纷的方法途径，建立健全有机衔接、协调联动、高效便捷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最大限度消除不和谐因素，解决影响社会稳定的源头性、根本性、基础性问题，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
2、基本原则
——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综治协调，充分发挥各部门职能作用，充分发挥乡镇（街道）、村（社区）党组织在基层矛盾纠纷化解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引导社会各方面力量积极参与矛盾纠纷化解。
——坚持源头治理、预防为主，将预防矛盾纠纷贯穿于重大决策、行政执法、司法诉讼等全过程，从源头上减少矛盾纠纷的产生。
——坚持依法治理、完善制度，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各类矛盾纠纷。
——坚持以人为本、高效便民，把群众满意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为群众提供多元、便捷的矛盾纠纷解决方式。
——坚持三调联动、形成合力，鼓励通过先行调解等方式解决问题，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衔接联动机制。
——坚持立足国情、改革创新，总结我国成功经验，借鉴国外有益成果，积极推进工作机制和方式创新。
健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格局
成立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领导小组，县委副书记、县长陶伟军为组长，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常务）、县人大副主任、县政府副县长、县政协副主席及其他相关分管县级领导为副组长，各乡镇党政负责人、各相关单位一把手为成员。下设办公室，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谢志辉任办公室主任，政法委分管副书记双永华为办公室副主任，负责组织协调全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各乡镇、各相关单位要相应组建班子，压实责任，上下联动，部门协调，共同推进。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综治协调、部门联动，各村参加、群众参与的多元化解工作格局。
1、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各乡镇党委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对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的组织领导，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健全协调机制，定期研究部署，认真组织实施。及时研究解决可能影响本乡镇社会稳定的重大矛盾问题，切实担负起维护一方稳定、确保一方平安的重大政治责任。加大源头治理力度，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落实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防止因决策不当损害群众利益、引发社会矛盾。统筹推进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按照“属地管理”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落实好矛盾纠纷多元化解责任，组织动员各方力量参与矛盾纠纷化解。
2、综治中心要发挥好组织协调作用。各乡镇综治办要在党委和政府领导下，切实做好调查研究、组织协调、督导检查、考评、推动等工作，发挥乡镇（街道）、村（社区）综治中心作用，推动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协调联动，促进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等有机衔接。密切关注本乡镇社会稳定形势，全面掌握矛盾纠纷总体情况，对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苗头性问题深入调查研究，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予以化解。对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情况进行督促检查，通报分析情况，协调解决问题，总结推广经验。
3、政法机关、政府法制办和信访局要肩负起重要责任。
法 院 要发挥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中的引领、推动和保障作用，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加强与行政机关、仲裁机构、人民调解组织、商事调解组织、行政调解组织或者其他具有调解职能的组织协调配合，推动在程序安排、效力确认、法律指导等方面的有机衔接。
检察院 要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建立完善涉法涉诉信访事项导入司法程序机制和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等化解矛盾纠纷的工作机制，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建立健全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明确民事行政申诉案件引导当事人和解的条件、范围、程序，建立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中发现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和不行使职权行为的督促纠正制度。
公安局 要进一步加强治安调解工作，公安派出所积极参与乡镇（街道）矛盾纠纷调处工作。
司法局 要指导、推动人民调解组织网络化建设和人民调解工作规范化建设，积极培育建立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建立矛盾纠纷受理、调解处理、结果反馈等制度，加强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衔接联动，组织、推动律师充分发挥在化解矛盾纠纷中的作用。
政府法制办 要会同有关职能部门，加强行政调解制度建设，加强行政裁决、行政复议和民商事仲裁等机制建设。
信访局 要健全完善与综治中心衔接的工作机制，理顺信访与行政复议、仲裁、诉讼等制度的关系，推进通过法定途径分类处理信访投诉请求，把信访纳入法治化轨道。
各有关部门要发挥职能作用。
人社局 要推动完善劳动争议调解制度，推动乡镇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服务所（中心）劳动争议调解组织建设，依托综治中心设置劳动争议调解窗口，推动建立健全集体劳动争议案件的应急调解机制和快速仲裁特别程序，建立有效的企事业单位内部劳动争议协商解决机制。
卫计局 要推动完善院内调解、人民调解相结合的医疗纠纷调解体系，建立健全医疗风险分担机制，规范专业鉴定机构，明确鉴定程序和标准。
国土局 要依托综治中心设立土地纠纷调解工作小组，在人民调解员队伍中培养乡村土地纠纷调解员，及时调解涉及土地权属、征地补偿安置等引发的矛盾纠纷。
农业局 要加强基层农村土地承包调解体系建设，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制度，建立健全乡镇农村土地承包调解委员会，实行村组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负责制，及时调解农村土地承包经营中引发的矛盾纠纷。
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监管局 要大力加强12315体系建设，发挥消费者协会调解消费争议作用，推进基层消费维权网络建设，积极引导经营者以及行业协会、商会组织设立“消费维权服务站”，健全完善消费纠纷和解、消费侵权赔偿、经营者首问责任等制度，及时解决消费纠纷。
民政局 要加强社区服务与管理，推进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推动建立延伸到城乡社区的调解组织网络，依法调处养老服务、行政区域界线以及孤儿收养、监护等纠纷，协助调解行政区域边界地区的土地、山林、草场等纠纷。
住建局 要依托综治中心，调解因国有土地房屋征收、建筑施工、物业管理等引发的矛盾纠纷。
环保局 要依托综治中心，调解因环境污染引发的重大疑难环境纠纷。
人民银行 要牵头组织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建立金融消费纠纷非诉第三方解决机制。其他有关部门要结合职能，积极参与矛盾纠纷化解工作。
支持和鼓励多方参与。发挥城乡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作用，推进城乡社区协商制度化。坚持村（居）民会议、村（居）民代表会议制度，积极探索村（居）民议事会、理事会、恳谈会等协商形式，畅通群众参与矛盾纠纷预防和化解渠道。
总工会 要督促、帮助企业依法建立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推动乡镇（街道）、行业性劳动争议调解组织建设，依托工会职工服务平台建立健全劳动争议调解中心（工作室），积极接受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或法院委托，调解劳动争议或参与仲裁调解、诉讼调解工作。
共青团 要与其他部门密切配合，参与调解处理涉及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等纠纷。
妇 联 要充分发挥在家庭和社区的工作优势，会同司法行政机关推动建立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在乡镇综治中心建立妇女儿童维权站，协助调处婚姻家庭纠纷及其他涉及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案件。
法学会 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动员组织广大法学工作者、法律工作者开展法律咨询服务、法制宣传和法律普及工作，参与矛盾纠纷化解。
拓展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等第三方参与矛盾纠纷化解的途径，鼓励和支持通过设立调解工作室等方式开展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发动网格管理员、平安志愿者、社区工作者、“五老人员”（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老知识分子、老政法干警）等开展矛盾纠纷预防化解工作。推进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探索在基层组织建立法律顾问制度，鼓励村（社区）配备律师或法律工作者，开展法治讲座、法律咨询、帮助审查各类合同等服务，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建立完善律师调解制度，鼓励和规范律师参与重大复杂矛盾纠纷化解，明确律师接受当事人委托提供斡旋、调解等非诉服务的操作规程。完善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制度，对不服政法机关法律处理意见的涉法涉诉信访，可由律师听取信访人诉求，评析信访事项，有针对性地做好释法析理、提出化解建议、引导申诉等工作，促进问题得到依法公正解决，实现息诉息访。
1、规范加强调解工作。规范人民调解工作。发挥人民调解及时化解民间纠纷的优势，巩固和规范乡镇、村委会（居委会）人民调解委员会，积极发展企事业单位人民调解委员会。在矛盾纠纷易发多发领域，加强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建设，健全覆盖城乡的调解组织网络。健全纠纷受理、调解、履行、回访等内部工作制度，建立与相关单位间的纠纷移交委托、信息反馈等衔接制度，推动人民调解规范化、法制化建设，确保人民调解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①健全行政调解制度。把行政调解作为政府和有关部门的重要职责，建立由政府负总责、政府法制办牵头、各职能部门为主体的行政调解工作体制，明确行政调解范围，规范行政调解程序。把房屋土地征收、社会保障、治安管理等方面行政争议及交通损害赔偿、医疗卫生、消费者权益保护等与行政管理职能有关的民事纠纷作为行政调解的重点，依法、及时、妥善促进矛盾纠纷的解决。公安、民政、国土资源、环保、交通运输、卫计、工商质监、发改（价格）等行政调解任务较重的部门，可根据需要成立行政调解委员会，设立行政调解室、接待室，并制定具体的行政调解程序，确保行政调解工作规范运行。行政机关受理矛盾纠纷实行首问责任制，对属于本部门调解范围的，依据法律、法规、政策等规定进行调解；
对不属于本部门调解范围的，由综治中心确定调解责任单位；
对涉及多个部门的，由综治中心指定的部门牵头调解；
对跨地区矛盾纠纷，由涉及地区的上一级综治中心负责组织调解。
②拓展司法调解范围。法院要积极探索先行调解的案件类型。推动有条件的基层法庭对家事纠纷、相邻关系纠纷、小额债务纠纷、劳动纠纷、消费者权益纠纷、交通事故纠纷等适宜调解的案件进行调解程序前置的探索。对有可能调解解决的民商事纠纷，法院可以根据纠纷性质、类型及特点，在登记立案前引导当事人选择诉外调解，或者由法院委派有关调解组织进行调解；
登记立案后，法院对适宜调解的案件，可以由法官进行调解，也可以委托有关社会组织或者个人进行调解；
对不适宜调解的诉讼案件，通过繁简分流，充分利用小额程序、督促程序等方式快速解决。
2、建立健全仲裁制度。深化仲裁制度改革，推动仲裁健康发展。加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制度建设，规范运行机制。完善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制度，提升仲裁效能，推动小额劳动纠纷案件、涉及国家劳动标准等案件通过仲裁终局方式结案，提高终局裁决比例。完善仲裁调解制度，仲裁机构要建立调解工作机制，发展仲裁调解队伍，提高仲裁调解质量。
3、健全行政复议与行政裁决制度。完善行政复议制度，改革行政复议体制，整合行政复议职责。健全行政复议案件审理机制，加大公开听证审理力度，增强行政复议的公信力。加强行政复议能力建设，推动经费保障等相关条件与所承担的工作任务相适应。健全行政裁决制度，明确行政裁决的适用范围、裁决程序和救济途径，强化行政机关解决同行政管理活动密切相关的民事纠纷功能。行政机关在其法定职权范围内，可以通过建议、辅导、规劝、示范、约谈等非强制性方式，实施行政指导；
也可以通过提供事实调查结果、专业鉴定或者法律意见，引导促使当事人协商解决纠纷。
1、健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制度。把集中排查调处和经常性排查调处结合起来并形成制度。各乡镇、县直各部门要坚持定期召开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协调会议，县直单位每个月召开一次，乡镇每半个月召开一次，矛盾纠纷比较集中的根据需要及时召开，按照“属地管理”和“谁主管谁负责”原则，实行分级负责、归口调处，把排查调处矛盾纠纷的责任落实到地方、部门、单位和个人。完善群体性事件应急联动机制，坚持现场处置、社会面防控与舆论引导同步部署。
2、建立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告知制度。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应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告知相对人不服行政行为的救济权利、救济方式和渠道。法院应当在登记立案前对矛盾纠纷进行评估，提供非诉讼方式解决纠纷的建议，引导当事人自愿选择适当的方式化解矛盾纠纷。调解组织对不适用调解或者调解不成的纠纷，应当告知当事人通过仲裁、诉讼等途径解决。律师等法律工作者接受当事人委托代理或参与矛盾纠纷化解时，应告知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渠道供当事人选择。
3、完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效力保障制度。法院要充分发挥审判权的规范、引导和监督作用，依法保障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协议得到实现，维护调解活动的严肃性。经行政机关、人民调解组织、商事调解组织、行业调解组织或者其他具有调解职能的组织调解达成的具有民事合同性质的协议，当事人可以申请有管辖权的法院确认其效力。发挥督促程序的功能，将符合法定条件的和解协议、调解协议作为申请支付令的依据。和解协议、调解协议具有给付内容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向公证机构申请办理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
1、充分发挥基层综治中心的重要作用。坚持从实际出发，推进乡镇、村（社区）综治中心建设，加强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信息化支撑、人财物保障，强化综治中心实战功能，将综治中心的服务管理资源进一步向网格、家庭延伸，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利益诉求。在乡镇综治中心，整合公安、司法行政、民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信访、法院等基层力量，建立协作配合、精干高效、便民利民的工作平台。在村（社区）综治中心，健全工作制度，推动与“一站式”服务窗口或者警务室（站）调解矛盾纠纷工作实现衔接。通过基层综治中心，推动信息互通、优势互补、工作联动、矛盾联调，对矛盾纠纷实现受理、登记、交办、承办、结案各个环节工作衔接，严格落实调解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做到统一受理、集中梳理、归口管理、依法处理、限期办理。
2、加强诉调对接平台建设。法院要将诉调对接平台建设与诉讼服务中心建设结合起来，建立集诉讼服务、立案登记、诉调对接、涉诉信访等多项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引导当事人理性表达诉求，实现诉调对接工作规范化、系统化和常态化。完善特邀调解组织和特邀调解员名册制度，建立法院专职调解员制度。探索调解与裁判适当分离，让擅长调解的法官和辅助人员从事调解指导工作和立案后的专职调解工作，缓解审判压力。鼓励相关调解组织在诉调对接平台设立调解工作室，办理法院委派或委托调解的案件。检察院要健全完善检调对接制度，对受理的符合当事人和解法定条件的公诉案件、当事人有和解意愿且具备和解条件的民事行政申诉案件，可以引导当事人向调解组织提出调解申请，并积极协助调解组织开展调解工作，根据调解情况依法作出相应处理；
要注重开展刑事案件的有关矛盾纠纷调处工作，做好公开审查、法律文书及其他案件信息公开工作，促进当事人息诉息访。司法局要会同公安局在公安派出所设立驻所人民调解室，邀请人民调解员参与矛盾纠纷的联合调解工作，对接报的矛盾纠纷，可以通过综治中心分流引导到相关责任单位处理。
3、加强专业性矛盾纠纷化解平台建设。设立道路交通事故调处中心，整合行政、司法机关以及人民调解组织、行业调解组织等资源，提供“一站式”纠纷解决服务。在劳动争议、医疗卫生、物业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土地承包、环境保护以及其他矛盾纠纷多发领域，建立“一站式”纠纷解决服务平台，完善实体化运作机制，切实减轻群众负担。
4、加强矛盾纠纷化解信息化建设。抓住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的机遇，大力推广现代信息技术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的运用，依托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信息化综合平台，建设纵向贯通、横向集成、共享共用、安全可靠的在线矛盾纠纷化解信息系统，做好矛盾纠纷的受理、统计、督办、反馈等工作。建立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信息库，完善信息沟通制度。学习“网上枫桥”等经验，推动社情民意在网上了解、矛盾纠纷在网上解决、正能量在网上聚合。积极稳妥开展在线调解、在线仲裁、在线协商谈判以及诉讼案件在线立案、在线审判、电子督促程序等工作，满足人民群众对于便捷、高效化解矛盾纠纷的新要求。
1、严格落实综治领导责任制。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作为综治工作（平安建设）考评的重要内容。对矛盾纠纷问题突出的乡镇和单位，通过定期通报、约谈、挂牌督办等方式，督促其分析原因，找准症结，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限期进行整改。对因矛盾纠纷排查不深入、化解不力导致案事件多发、社会秩序严重混乱或者发生重特大案事件的乡镇，依法依规实行一票否决权制，并追究相关领导干部的责任。
2、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法官、检察官等国家公务人员以及律师、仲裁员等法律工作者要更新观念，在执法办案等工作中努力照应当事人不同需求、促进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建立专业化、社会化调解员队伍，建立调解员队伍职业水平评价体系，完善调解员队伍培训管理机制，加强社会工作知识培训，加强职业道德建设，规范调解行为，提高调解水平。鼓励发展专业化、职业化的调解培训机构。
3、加强经费保障。各乡镇、县直各单位要对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所需经费给予必要的支持和保障，在预算中适当安排人民调解委员会补助经费和人民调解员补贴经费，将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经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为行政调解组织及其他由行政主管部门设立的调解组织提供必要工作条件。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将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委托给社会力量承担，并进行绩效评价，向社会公布。支持商事调解组织、律师事务所等按照市场化方式运作，根据当事人的需求提供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服务并适当收取费用。建立矛盾纠纷化解相关基金会，鼓励社会各界为公益性纠纷解决服务提供捐赠、资助。完善诉讼费制度，引导当事人选择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避免滥诉、恶意诉讼，发挥诉讼费的杠杆作用。
4、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充分运用现代传媒手段，加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机制的宣传普及工作，教育广大群众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人们以理性合法方式表达利益诉求、解决利益纠纷、维护合法权益。推进居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范、团体章程等建设，充分发挥其在协调利益、引导行为、化解矛盾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建立心理疏导服务体系，推动村（社区）逐步建立心理咨询室或社会工作室，对矛盾突出、生活失意、心态失衡、行为反常的特殊人群，加强心理辅导、心理危机干预，提高其承受挫折、适应环境能力。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情况篇五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因社会变革的加剧、利益格局的调整而导致的基层矛盾纠纷明显增长，近年来，因劳动用工、婚姻家庭、农村土地、山林权属纠纷、征地补偿、村级村务、财务及干部作风、城市化建设、环境污染等问题引发的基层矛盾纠纷，呈现出多元化、复杂化、群体化、疑难化等特点，它不仅关乎群众的切身利益，也对现有的社会矛盾纠纷化解提出了新的挑战，对社会稳定、全面小康建设有着重大影响，仅靠单一的矛盾纠纷解决途径已经无法满足基层社会纠纷解决的需要。为此，加快构建和完善多元化解机制，整合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等多种社会资源，综合运用调解、仲裁、诉讼等多种方式和手段，形成功能互补、程序衔接的矛盾纠纷有效化解体系显得尤为重要。
山亭区坚持以人民调解为中心，不断发展和完善“枫桥经验”，以化解热点矛盾纠纷和社会管理创新为出发点和着眼点，着力构建“大调解”工作体系，在全区形成了以区级调解中心为龙头，镇街调解委员会为主导，村(居)调解委员会为基础，企业、行业调解委员会为补充，区镇有法律顾问、村居有法律服务工作者和司法行政协理员的多层次、宽领域、全覆盖的人民调解体系，实现了“小事不出村居，大事不出镇街，矛盾化解在基层”的目标。
目前，山亭区共有各类调解组织300余个，其中区级调解中心1处，镇街调解委员会10个，村居(社区)调解委员会276个，行业性调委会8个，诉调对接1处，公调对接10处，以个人名义命名的调委会2个。共有调解员1293人，年龄结构大都在40-60岁之间，文化程度60%以上为大专学历，各镇街聘请法律顾问37人，276个村居都有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进村联系帮扶，今年以来先后调解、普法宣传170余场次，解答各类法律咨询5100余人次，村居司法行政协理员排查化解矛盾纠纷500余起。围绕区政府重点工程项目如庄里水库建设、东西鲁棚户区改造、养殖场拆迁等中心工作，将人民调解工作挺在前面，真正起到了维护社会稳定第一道防线作用。此外，严格履行《枣庄市市级矛盾多元化解专项经费管理办法》，加大人民调解的经费投入力度，以案定补，极大调动人民调解工作积极性。截至目前，共排查化解矛盾纠纷316件，全区无重大刑事案件、无民转刑案件，没有因矛盾化解不及时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或群体性上访事件。
一是强化组织领导，为大调解提供有力保障。成立了由区委副书记任组长，公、检、法、司等21个部门一把手为成员的多元矛盾纠纷调解领导小组，具体负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工作的指导、协调、监督和检查。从而在全区形成了党政领导重视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司法行政部门为主抓、有关部门配合抓，调解、治安、信访等各项职能互动的工作大格局。统一制作《调解文书档案》，规范调解程序和调解档案，增强调解工作的合法性，提高公信力。在队伍建设上，定期举办调解员培训班、司法行政协理员轮训班，各镇街结合当地实际，吸收为人正直、知识水平高、热心调解工作的离退休法律工作者和村居调解代表充实到乡镇调委会。在经费保障方面，区财政每年拿出30余万元用于发放补助，并将这一专项经费纳入了区财政，从2009年起，村司法行政协理员每人每月发放50-100元不等的补贴，极大提高了调解员工作的积极性，同时也使广大调解人员进一步明确了工作职责和肩负的重任。
二是组建行业调委会，畅通百姓维权渠道。按照“哪里有人群，调解组织就建在哪里;哪里需要人民调解，人民调解就在哪里发挥作用”的工作要求，不断加强与医院、民政、交通、人社、老龄委、妇联、工商等有关行业、部门的联系和沟通，将上述部门退休的老领导、老党员、老干部以及相关领域专家、学者，退休的法官、检察官、警官、律师、公证员等法律工作者，吸纳到行业调委会中来，优化调委会人员结构，形成专兼结合的人民调解员队伍，实现人民调解员队伍专业化、社会化。完善行业调委会机制建设，建立健全了矛盾纠纷排查、信息通报、联动协作、联席会议等多项工作制度，确保行业调委会工作有章可循、有规可依、规范运作。目前，山亭区正式运行的行业调委会有8家，其中山亭区交通事故调解委员会、医患纠纷调委会和“蓝青组合”消费者维权调委会都建立了相应的专家库，运作规范，成效显著，特别是“蓝青组合”消费者维权调委会得到了省委政法委的充分肯定，医患纠纷调委会主任刁宗合被省司法厅评为最美人民调解员。
三是实施“三联工程”，为多元化解矛盾纠纷夯实基础。为切实解决基层矛盾纠纷预防化解工作中人才匮乏、专业调解人员不足的问题，山亭区创新实施了以执业律师联镇，法学会会员联村，司法行政协理员联户为内容的“三联工程”，即由执业律师与各镇(街)建立法律服务委托关系，作为法律顾问参与镇(街)重大疑难纠纷和涉法矛盾的处置工作;由法学会会员联系帮扶村(居)，每月到村两次，主要负责就村民自治、群众关心的法律问题等事项接受咨询、作出解答，对村级较大矛盾纠纷就行调处化解;司法行政协理员发挥驻村(居)优势，承担公共法律服务联络员的职能，负责矛盾纠纷信息的采集和小型矛盾纠纷的就地化解，群众咨询较为简答的法律问题的解答，将法律服务延伸到户。
四是创新排查形式，实现重大矛盾纠纷零激化。在坚持“一季一排查”的定期大排查、重大节庆期间和政治敏感期间(十九大、全国两会、青岛峰会)的专项大排查、根据发展需要的应急大排查及涉法信访“四查”活动基础上，还实行区、镇街、村居三级联动，构筑立体化排查格局。区级实施区四套班子领导成员分片联系制度，不定期带领有关职能部门负责人下基层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全区科级党员领导干部实行联户包案责任制;镇街实施驻村干部每周进村入户访谈民情和排摸纠纷;镇街党委、政府定期召开民情分析会，研究解决重大民情和矛盾纠纷;各基层司法所实行例会制度，分析、排查当地不安定因素;村(居)有司法行政协理员，同时又设立矛盾纠纷信息联络员，在特殊时期实行矛盾纠纷“零报告”制度。各镇街还根据实际情况，探索实行了适合自身的工作模式，如山城探索成立群众参事会，架起党委与群众沟通桥梁，部分镇街试点推行“调解员专业化”工作，店子镇在村居设置了“龙虎言和室”，冯卯镇成立了以退休法官杨守华命名的“守华调解室”，较好地促进了基层矛盾化解，筑牢了维护稳定的第一道防线。特别是在十九大、两会安保、青岛峰会期间，区司法局机关干部、10个街镇司法所司法助理员、协管员、人民调解员、法律服务工作者等共开展矛盾纠纷排查240余次，调解案件580余件，有效管控矫正帮教人员270余人，接待法律服务电话咨询、网络咨询、接待来访等共计900余人(次)。
一是调解力量比较薄弱。区级虽然有调解工作领导小组及调解工作中心，但没有固定的调解员;各行业调委会中的调解员大多是单位退休的老干部、老党员，工作人员不固定，工作积极主动性不足;村级调委会建设不规范，软、硬件设施缺乏，队伍性别结构、年龄层次不合理，多数由本村干部兼任，且身兼多职，很难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做好调解工作;大多调委员会成员业务不精，缺乏专业法律知识，知识层次较低。
二是调解工作经费不足。实际运作中，调解经费短缺仍然是导致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力度不够，培训、宣传工作难于开展最直接的原因。除“个案补贴”、“以奖代补”外，调解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少，影响了调解员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制约了调解工作的开展。
三是调解工作方式、手段滞后。部分调解员在化解社会矛盾的方式方法和业务素质能力还有欠缺，调解手段侧重于“情”与“理”的运用，而不注意“德”与“法”的结合，因而调解效果不明显。调解工作中存在重“调”轻“防”现象，没有较好地发挥预防纠纷的作用，造成调解成本提高，效果不够理想。
四是联调联动机制有待健全完善。各种调解资源之间的信息联通、纠纷联排、力量联动、矛盾联调的机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在联动联调中，有些部门和单位缺席联席会议，造成对矛盾纠纷的化解调处方案不能及时出台，使矛盾纠纷的调处陷入被动。
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仲裁、公证、信访、诉讼等纠纷多元化解方式，在矛盾纠纷的解决过程中都表现出一定的优势和缺陷。如人民调解方便、快捷，双方当事人能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意愿，实现当事人真诚地握手言和，几乎没有成本，但达成的协议容易反悔，要强制执行需要人民法院审查，往往不能成为纠纷解决的“终局”;法院判决，虽然有强制执行力，但进入程序后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要交诉讼费，执行也比较困难。因此，必须从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工作机制、搭建综合平台、强化工作保障入手，构建由党政统一领导、部门协同、群众积极参与的多元化解机制，从而有效解决当今新时代出现的各种社会矛盾纠纷。
加强组织领导，健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格局。
一要坚持党委政府主导。党委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对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体系建设的组织领导，健全协调机制，定期研究问题，认真组织落实各项措施。党政主要负责人作为平安建设的第一责任人，要亲自研究解决可能影响本地区社会稳定的重大矛盾纠纷问题，切实担负起维护一方稳定，确保一方平安的重大政治责任。要紧紧围绕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需要，因地制宜出台纠纷解决机制方面的地方性法规、规章和政策，保障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在法治轨道上健康运行。二是发挥主管部门的职能作用。要根据各职能部门承担的职责、服务的对象、管理的范围不同，加强对相关社会矛盾和问题隐患的排查、分析和研判，积极建言献策。要将各职能部门化解所涉及的矛盾纠纷工作纳入行政机关绩效考核体系，纳入追责范围。三要鼓励社会各方参与纠纷化解。要坚持多元参与、共同治理，充分发挥市场、社会等多方主体在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的协同作战、互动互补、相辅相成作用。进一步推动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成立调解组织，发挥工、青、妇等群团组织的工作优势，激化工作动力，积极依法参与社会矛盾纠纷化解工作。进一步畅通群众参与渠道，发动法律明白人，网格管理员、平安志愿者、法律志愿者、退休党员干部等热心工作的人员积极参与矛盾纠纷预防和化解工作。
加强制度建设，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长效机制。
一是健全完善矛盾纠纷滚动排查机制。坚持“定期和集中排查相结合”和“条块结合”的原则，网络管理员日常排查收集，村(社区)每半月一次排查收集，区、镇(街道)、部门(单位)每月一次排查收集本部门(单位)的矛盾纠纷。逢有重要节日、重大活动等时段，各级各部门要组织集中排查收集。建立逐级上报制度，对排查的社会矛盾分类登记、汇总建档，以月报形式逐级上报。对重大紧急事项，要第一时间排查上报。二是健全完善矛盾纠纷研判分析制度。要健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协调会议例会制度，对收集的社会矛盾纠纷信息定期分析研判、总结分析矛盾纠纷规律，不断调整、创新调解方法，提高调解时效。区、镇两级每个月召开一次例会，矛盾纠纷比较集中的单位根据需要随时召开，遇重要节点和特殊情况应及时召开。三是健全完善矛盾纠纷分层分级化解机制。坚持统一领导，协调一致，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和“谁主管、谁负责”原则，建立健全责权明晰、分层级管理，多种调解手段衔接联动的“大调解”工作体系，把排查调处矛盾纠纷的责任压实到部门、单位和个人，综合运用法律、经济、行政等多种手段进行化解，提高社会矛盾化解整体合力。
搭建综合平台，提升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合力。
一是加强三级调解平台建设。继续加强区、镇(街道)、村(社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平台建设，建立纠纷排查调处联动机制，实现“整合资源、整体联动”。在区层面，进一步加强多元矛盾纠纷化解中心建设，做到统一受理、集中梳理、归口管理、依法处理、限期办理。在乡镇(街道)层面，大力推进乡镇(街道)综治工作平台建设，通过设立矛盾纠纷受理窗口、建立矛盾纠纷调处室、信访接待室，实现“一条龙”受理“一站式”服务、“一揽子”解决矛盾纠纷。在村(社区)层面，规范综治工作站和人民调解工作室建设，及时收集社情民意，排查化解矛盾纠纷。二是加强专业性调解平台建设。在进一步规范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婚姻家庭等行业性、专业人民调解组织工作的基础上，以征地拆迁、环境保护、劳动保障、物业管理等领域为重点，建立行政调解工作专业化水平，拓展专业性、行业性调解组织覆盖范围。三是加强诉调、检调、公调对接平台建设。法院要将诉调对接平台建设与诉讼服务中心建设结合起来，建立诉讼服务、立案登记、诉调对接、涉诉信访等多项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实现诉调对接工作规范化、系统化和常态化。检察院要健全完善检调对接制度，对受理的轻微刑事案件、民事诉讼案件，委托调解组织先行调解，根据调解情况依法做出处理决定，共同促进当事人和解息诉。公安机关要在公安派出所设立驻所人民调解室，要请人民调解员参与矛盾纠纷调解工作，对一时处理不了的矛盾纠纷，通过乡镇(街道)社会服务管理中心分流引导到相关责任单位进行及时有效调处。
强化保障，切实增强工作实效。
一是充分推动群众自治参与。继承和发扬“枫桥经验”，按照法治、德治、自治“三治融合”的基础治理建设要求，大力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积极引导群众依法利用社会力量，最大限度地让群众参与社会矛盾化解工作，把社会矛盾化解建立在坚实的群众基础上，形成“人民矛盾人民调，社会矛盾社会调”。二是切实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加强调解员队伍建设，建立完善调解员队伍培训管理和分级管理机制，建立法律明白人培训学习制度，建立调解工作专家库，以职业化、专业化、社会化为目标，培养一批调解专家、调解能手、法律明白人。三是构建经费保障机制。以政府财政投入为主，多渠道筹措资金，在“以奖代补、以案定补”保障机制的基础上，加强政府投入力度，鼓励社会各界为公益性纠纷解决提供捐赠、资助，统筹构建财政为主、社会支持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经费保障机制，提高调解人员工作待遇和工作积极性，保障调解工作有效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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